2012-10-15 10:49 来源：战略论坛
如果你深入到中朝边境一带仔细查访，能发现很多极其令人爆汗的事情。比如说吧：
1。谁都知道朝鲜能源极其缺乏，为了从西方弄点子石油，不惜与美国人抗衡。打得头破血流，吵得口干舌燥。可是，你绝对万万想不到，就在朝鲜举国上下如此缺乏电力能源并且火车一晚点就是几天，首都平壤都要限电的情况下，朝鲜居然向中国出口电力！！！
真真是叫人匪夷所思了。为什么这样做呢？原来占朝鲜发电量30％的就是中朝边境上的雾峰发电站。国内的那些火电厂由于没油没煤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电厂可不比机械制造，电站锅炉一开一停造成的损失浪费是很大的。
如今稳定供电的就剩下这么个水电站了。雾峰电站的一号和三号机组给中国发电，二号和四号机组给朝鲜发电。但是朝鲜穷得没钱维修自己的机组，就让中国人帮忙给维修。所以，实际上这四台机组都是中国人在管理着的。那维修费怎么算呢？朝鲜人当然拿不出来。
电厂拿什么付款最方便呢？当然是电力了！所以，雾峰电站每隔一段时间向朝鲜那嘎达送电的电闸就被中国工程师毫不客气地拉下，中朝边境比如靠近长白，集安一带的居民点和工厂(都是中国人投资的)就停电。
朝鲜人没电早就习惯了。中国人在那嘎达投资的工厂可停不起工，于是就有了下面的第二：
2。猜猜朝鲜工人在中国人的工厂里边每月拿多少钱？如今很多中国人，当然都是有门路的，纷纷跑到朝鲜去开工厂，狠狠地剥削朝鲜穷人。工厂都很少深入朝鲜内 地，为的是从中国扯高压线方便。朝鲜那嘎达是没得电力供应的。当然中朝两国国家级的援助项目比如那个什么玻璃厂，胡哥都去视察过的，还是有电。但这些中国 资本家开的工厂就得自找门路。
比如惠山那个饮料厂，就是一个中国人开的。专门花钱从中国一侧拉过去高压线。惠山凡是能进厂的工人，都有各自的门路。都得给秘密警察上贡，平头百姓是进不来的。
当记者问工人有什么感想时，工人们说，感谢伟大领袖金日成元帅，感谢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将军，能够在这样干净先进的工厂工作。这当然是套话。那么工人们月薪多少钱呢？你绝对想不到，只有区区10块钱。不过这可是人民币！在朝鲜，就像改革开放初期手中的美元一样！
在朝鲜开工厂能有这么大的利润，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其利润率早就超过100％，所以人们当然地趋之若鹜。哥们儿你如果手头有两个闲钱，不妨也到 棒子那边去投资，到朝鲜投资，并不在于钱多少，而在于关系。这些中国人都是国家干部，利用工作机会结识了朝鲜当地的官员，然后上下打点，才能开厂。
就跟黑社会一个样。您可能不理解了，朝鲜不是左得出奇吗？不都是热爱金二胖的狂热分子吗？怎么朝鲜官员都成了黑老大呢？
这就有下面的第三：
3。刚才说过的中国人在惠山开的那家工厂，生产什么呢？利用朝鲜当地的水果原料，生产类似汇源果汁之类的碳酸饮料。然后卖到平壤去。大概一块五毛钱一瓶。 价格比中国这嘎达要便宜一些。但是平壤是朝鲜黑老大的聚集地，一部分人已经富起来了。虽然美国进口的原装可口可乐还喝不起，但是一块多一瓶的饮料还掏得出 钱来买。所以对这种饮料很是垂青。于是产品供不应求。
那么，先富起来的是些什么人呢？除了高层金正日的亲信以外，主要就是靠近中国边境或者朝鲜内地与中国人打交道的各级地方官员。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给自己谋福利。
比如，现在中国向朝鲜出口的主要是粮食，药品，煤炭，石油，各种日用品，说到日用品，要提醒去朝鲜驴友的中国人，知道为什么朝鲜商店不让中国人进去吗？那是因为商店里要么什么都没有，要么就全都是中国货。说到底是个脸面问题。
那么朝鲜拿什么来还帐呢？先说国家级的，朝鲜向中国还帐的主要物品是木材和铁矿石，当然还少不得刚才说过的具有讽刺性的电力。朝鲜的木材非常 便宜，中国这嘎达就跟白捡的差不多。所以，朝鲜人很恨中国人。咱们这边应当体谅。毕竟是中国人剥削了朝鲜穷人么。跟朝鲜做生意的中国人一个个都TMD发了 个舅子的！
还不让人家说几句牢骚话么？当然，牢骚话可以说，但是国家级的牢骚话中国这嘎达就很介意了。时不时的就要敲打一下金二胖。比方说吧，如果朝鲜那嘎达不听招呼，中国这边就“恰好”检修通往朝鲜的石油管道。
而且中朝边境中方海关就搞整顿，哪一个做生意的资本家屁股里边没有屎呢？总要整顿几个倒霉蛋。这样一来，跟朝鲜做生意必定受影响，出口朝鲜的粮食，药品， 各种日用品自然就断档了。就像朝鲜这次核试，三番两次打招呼不听，金二胖悍然核试，结果胡哥大怒！下令检修石油管道，同时海关整顿一齐来！于是出口朝鲜的 各种物资减少了百分之七十！石油则是一点也没有了。
管道检修了么。所以朝鲜乖乖地坐到谈判桌前六方会谈来了。扯远了，扯远了。还是回到朝鲜黑老大这方面来。朝鲜官员走私，谋私利，都是公开的。
每次往朝鲜送货的货车中，经常夹 杂着一些两吨的双排座客货车。那上面什么都有，都是官员们自己的生意。他们用中国贿赂的钱(不给贿赂是不行的)作本，从中国这边低价买一些生活必需品拿到朝鲜高价出售，得到的利润用来贿赂朝鲜各级主管物资的官员。大家一起发财。
所以，朝鲜的两极分化是最严重的。朝鲜百姓把朝鲜叫做社会主义式的资本主义。富人家里顿顿可以吃到肉食，穷人却连肚子都吃不饱。分配给的粗粮绝对要拌野菜吃的。就这样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朝鲜人面黄肌瘦个子矮小。
当然给中国驴友看的都是精心安排的。驴友们去了朝鲜，看了几次学生演出，都说朝鲜学生艺术造诣很深，可那是朝鲜干部子弟的特殊学校。吃的穿的老百姓比不了。所以真正的朝鲜草根阶层确实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如果金垮台，大家不要担心，朝鲜一定是中国的一个特区。只要把粮食药品送到百姓手中，然后包产到户，朝鲜百姓绝对会高呼胡哥万岁！！拥护中国的领导。当然这是后话，那么朝鲜百姓现在都在干什么呢？
于是有第四
4。朝鲜大姑娘向中国出口，想方设法逃北，这些大家都知道了。就不再重复了。说点大家不知道的吧。朝鲜草根真的是很坚韧。那么穷困的生活，吃不饱穿不暖，仍然想出很多办法来谋生。
比如，朝鲜很多工厂都烟囱不冒烟很久了。于是中国废铁商就打上了主意。收购废铁的网点沿着中朝边境一字排开，朝鲜人就把工厂里面的原材料偷出来，跨国鸭绿 江，卖给中国废铁商。真正是不容易。我们这边经常有些人把城市道路上的井盖偷走卖给收废铁的。挣几个钱。朝鲜那嘎达早就越过这个卖废铁的初级阶段，进入了 出卖各种金属物品的高级阶段了。
因为井盖早就卖光了。卖给中国人的包括角钢，圆钢，铜线，这些材料，还有医院里面消毒用的高压锅。建议各位到医疗器材行去看一看，那可是一百多斤重的一个高压容器。压紧螺钉还是不锈钢的。
把这么重的物品偷出来，淌过鸭绿江运到中国的，就是两个瘦小的朝鲜女人。真是不可思议。废铁商说上回这两个女人居然还弄过来一个磅秤！现在中国已经见不到这玩艺了。
大家到卖煤的店子里，或许还能看到这种文物级的咚咚。一般是称量百斤左右，至千斤左右重量的计量工具。铸铁制造，有个平台还有秤砣，底下有四 个轱辘。收购朝鲜人的废铁，有个不成文法。就是给钱之外，还管一顿饭。因为来这里卖废铁的无一例外都是饿着肚子来的。能够想象得到废铁商是要从货款中扣除 这顿饭钱的。
当然，这些国际拾荒者之所以如此神通广大，是因为朝鲜那边的百姓实在是穷得丁当响了。要活下去就得想办法。
我们在过苦日子的时候，不也有人这样干过么。只不过朝鲜搞的极其出格而已。看到这些物品，就知道朝鲜的医院全都关门了。当然为金二胖极其爪牙们服务的除外。百姓们缺医少药，再吃不饱，得了病怎么办？还不是死扛？这样的社会能得到百姓拥护？鬼都不信。
就说那两个朝鲜女人卖废铁吧，那是一路上都打点好了的。不仅提供“货源”的干部要给好处，就是边境巡逻队也得打点。朝鲜女人涉水过江回到朝鲜首先就得给朝鲜人民军上贡。而朝鲜人民军收保护费完全是公开的。士兵就在江边上等着拿钱。
朝鲜“逃北者”一语惊人：金正日都听懵了！
离开朝鲜的日子
2006年10月24日，联合国朝鲜人权特别报告警告，由于试射导弹和地下核试招来国际禁运制裁，将使得原本已经粮食短缺的朝鲜，面临严重的饥荒。据韩国 一家NGO组织称，朝鲜北方在今年7月发生的洪灾，可能导致一场与1994年相似的大饥荒。上次大饥荒，至少使朝鲜2000万人口中的十分之一丧失了生 命。朝鲜大饥荒还诱发了朝鲜国民持续性越过中朝边境的浪潮，他们由短期越境觅食、打工到长期滞留，有一小部分则通过中国前往第三国。
根据1951年联合国通过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第1条的规定，难民是指“因战争或者暴力的原因，或因种族、宗教、国籍、特殊社会团体成员或政治见解， 而有恐惧被迫害的充分理由，置身在原籍国领域外不愿或不能返回原籍国或受该国保护的人。”对于难民，国际法确立了“不推回”原则和“国际团结合作原则”。 前者要求，除非有正当理由认为难民有足以危害其所处国家的安全等其他严重情形，任何国家不得以任何方式，将难民驱逐或送回其生命或自由受到威胁的领土边 界；后者要求，世界各国在难民的接纳、安置、援助、保护，难民事务开支的分摊以及消除和减少难民的产生的根源方面有责任加强团结与合作。目前，中国政府并 不承认非法进入我国境内的朝鲜人以难民身份。
10月27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将继续按照国际法、国内法及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待朝鲜非法入境者。刘建超说，中方同你提到的 国际组织在这个问题上看法是有分歧的，我们不认为这些人是难民，而是从朝鲜到中国来的非法入境者。中方在境内对朝鲜非法入境者给予了最大程度的人道主义待 遇。在过去几年中，中国处理这个问题的做法已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然而，根据许多独立机构的估计，非法留居中国的朝鲜人约为30-40万人，他们忍受着背井离乡、骨肉分离的痛苦，他们东躲西藏，挣扎于被遣返回国的恐惧阴 影中，他们的存在是普通中国人视野中的盲点，但却日益成为世界瞩目的热点。这群因饥饿而离开朝鲜的人，被韩国人称为“逃北者”。在朝鲜核试引发联合国禁运 等制裁可能使中国面临更严重的朝鲜难民问题之际，本刊特派记者分赴中朝边境的延边、丹东地区探访这一特殊群体。
要活命就到中国去
金美熙老太太看上去一点都不像已经76岁了，她住在距中朝边境不到10公里的一个由鲜族教会所创办的老人院中，每天的生活从早上起床的锻炼开始，然后在后 院的菜地里劳动，还要帮助照顾老人院中其他生活不便的老人。“我现在感到很满足”。陪同的翻译介绍，除了口音之外，很难认出她是一名“逃北者”，她已经在 中国生活了10年。
金美熙的形象非常接近中国抗美援朝电影中的朝鲜“阿妈妮”，热情，坚强，勤劳，她年轻时曾是村里的“妇女主任”，丈夫去世很早，膝下仅有一个儿 子，1995年，他儿子已经成家，并给她生了一个孙子和一个孙女。孙子13岁，念初一，正处在24小时都感到饥饿的年龄；孙女8岁，金美熙65岁。这一 年，是朝鲜“苦难的行军”第一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朝鲜经济面临严重困难，从1990年到1998年，朝鲜经济持续衰退，粮食严重不足、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瘫痪，能源和工业原料十分紧缺。 1994年，金日成逝世后，情况越来越糟糕，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的袭击，外部世界对朝鲜的封锁，在加上金正日主政后于1995年发动全国范围内的“苦难 的行军”运动，号召人民加班加点，超额劳动以“战胜”经济困难，但粮食配给却越来越少。1994年，朝美局势因为核问题而到了战争边缘，朝鲜根本无法得到 外部援助。在韩国媒体的描述中，第一轮“脱北”的热潮正是从此时开始的。
和其他人一样，金美熙家的情况也不好，“我当时就想不要给家里再添负担，”金美熙说。1995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金美熙离家出走。“本来想熬过这一段就回去的，谁知道这一去就是永别。”
金美熙的目标是中朝边境，当时，有关中国改革开放，“一天吃三顿大米饭”的谣言已经在朝鲜流传开来。从山上挖人参交到中朝边境的掮客手里，然后再换回一些粮食和日用品在朝鲜的黑市上贩卖已经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生意”。
但这个生意也不好做了，原因很简单，即使在黑市上也很难再换到粮食。金美熙最后一次从内地抵达边境的时候经过一个拥有一小片农田的边防军营，她在那里留了下来，开始帮助边防军种粮食，“只要能吃上饭，干什么都行。”
1996年底，图们江刚刚上冻，金美熙遇见了四个准备穿越国境前往中国的“逃北者”，在她的央求之下，四个人带上了她，几天以后，她赤脚淌过了流淌着冰渣子的图们江。
金美熙的经历或许是2000年以前第一代“逃北者”的典型，当时，中朝两国的边境管理并不严格，而据“国际难民组织”的分析说，当时中朝两国政府在一定程 度上默许了非法的边境穿越，因为当时的朝鲜人在穿越边境后更多会选择寻求一些帮助，然后携带食品回到朝鲜以养活自己的家人。朝鲜政府觉得这种临时的越境有 助于缓解朝鲜的粮食紧张情况。居住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朝鲜族人也愿意帮助他们，一方面是因为同文同种的民族感情，另一方面，据一位边境农村的老人介绍， “三年自然灾害直到后来的文革，他们也帮助过我们。”
但后来的越境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从2000年开始，中朝边境地区的朝鲜难民吸引了大量人权组织，新闻记者，乃至联合国调查机构的关注，延边发生的“情况”，“政治上已经变得不安全了”。 中朝两国政府开始加强边境巡逻和监管，中国更开始突击审查延边农村的“非法移民”，并将他们遣送回国。边境另一侧的朝鲜则加强边境巡逻，但这却没能减少 “非法越境者”的数量，仅仅为边防军提供了新的索贿途径。2002年至今，大概花费200至300元人民币就能让朝鲜边防军对“偷越国境者”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对朝鲜人来说，这或许是好几个月的生活费。
李济博，36岁，她的一条腿已经残废，总是带着拐杖，她居住在离边境不远的一个小乡村中，1998年，她离开朝鲜的丈夫和孩子，第一次穿越了边境。在中国 境内，一个人口走私贩给了她一些食物和衣服，然后把她卖给了一个山区农村40出头的老单身汉作“妻子”。李济博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地里干活，她的“男人”则 在家里休息。农活很累，但“至少能吃上饭”，除了每时每刻都在担忧会被中国警察搜查到并遣送回国之外，她对自己的生活还较为满意，因为担心邻居们举报，她 对村里的每一个人都格外礼貌。2002年的一天，噩梦还是变成了现实。当地公安部门来到她居住的村庄，很快就认出她是“非法移民”，她被带走，两个月后， 她被交还给朝鲜边防军，那时，她已怀孕。
她不愿意回忆在朝鲜“管理所”里的生活，但她承认是在管理所里流产的。一年以后，她被释放，几个月以后，她又出现在自己中国丈夫的门前。
和其他人一样，金美熙家的情况也不好，“我当时就想不要给家里再添负担，”金美熙说。1995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金美熙离家出走。“本来想熬过这一段就回去的，谁知道这一去就是永别。”
金美熙的目标是中朝边境，当时，有关中国改革开放，“一天吃三顿大米饭”的谣言已经在朝鲜流传开来。从山上挖人参交到中朝边境的掮客手里，然后再换回一些粮食和日用品在朝鲜的黑市上贩卖已经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生意”。
但这个生意也不好做了，原因很简单，即使在黑市上也很难再换到粮食。金美熙最后一次从内地抵达边境的时候经过一个拥有一小片农田的边防军营，她在那里留了下来，开始帮助边防军种粮食，“只要能吃上饭，干什么都行。”
1996年底，图们江刚刚上冻，金美熙遇见了四个准备穿越国境前往中国的“逃北者”，在她的央求之下，四个人带上了她，几天以后，她赤脚淌过了流淌着冰渣子的图们江。
金美熙的经历或许是2000年以前第一代“逃北者”的典型，当时，中朝两国的边境管理并不严格，而据“国际难民组织”的分析说，当时中朝两国政府在一定程 度上默许了非法的边境穿越，因为当时的朝鲜人在穿越边境后更多会选择寻求一些帮助，然后携带食品回到朝鲜以养活自己的家人。朝鲜政府觉得这种临时的越境有 助于缓解朝鲜的粮食紧张情况。居住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朝鲜族人也愿意帮助他们，一方面是因为同文同种的民族感情，另一方面，据一位边境农村的老人介绍， “三年自然灾害直到后来的文革，他们也帮助过我们。”
但后来的越境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从2000年开始，中朝边境地区的朝鲜难民吸引了大量人权组织，新闻记者，乃至联合国调查机构的关注，延边发生的“情况”，“政治上已经变得不安全了”。 中朝两国政府开始加强边境巡逻和监管，中国更开始突击审查延边农村的“非法移民”，并将他们遣送回国。边境另一侧的朝鲜则加强边境巡逻，但这却没能减少 “非法越境者”的数量，仅仅为边防军提供了新的索贿途径。2002年至今，大概花费200至300元人民币就能让朝鲜边防军对“偷越国境者”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对朝鲜人来说，这或许是好几个月的生活费。
李济博，36岁，她的一条腿已经残废，总是带着拐杖，她居住在离边境不远的一个小乡村中，1998年，她离开朝鲜的丈夫和孩子，第一次穿越了边境。在中国 境内，一个人口走私贩给了她一些食物和衣服，然后把她卖给了一个山区农村40出头的老单身汉作“妻子”。李济博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地里干活，她的“男人”则 在家里休息。农活很累，但“至少能吃上饭”，除了每时每刻都在担忧会被中国警察搜查到并遣送回国之外，她对自己的生活还较为满意，因为担心邻居们举报，她 对村里的每一个人都格外礼貌。2002年的一天，噩梦还是变成了现实。当地公安部门来到她居住的村庄，很快就认出她是“非法移民”，她被带走，两个月后， 她被交还给朝鲜边防军，那时，她已怀孕。
她不愿意回忆在朝鲜“管理所”里的生活，但她承认是在管理所里流产的。一年以后，她被释放，几个月以后，她又出现在自己中国丈夫的门前。
这一次越境更加困难，当时已是深冬，长白山上积雪没膝。李济博渡河时为躲避朝鲜边防军搜查，她扭伤了腿，在穿越长白山寻找庇护的过程中，她遗失了自己的鞋子，当她抵达第一个有人的房子时，她右腿的几个脚趾被彻底冻坏了。
１万５千元的一次通话
金美熙在中国生活了3年以后，她皈依了基督教，鲜族的基督教和汉族的基督教传统并不一样，她们依然继承者100多年前北欧传教士抵达朝鲜半岛时所带来的福 音派传统，这一点和韩国的教会一致，这也就决定了鲜族教会，尤其是地下鲜族教会与韩国教会暗地里有着紧密的联系。
当地教会的牧师找来了几个韩国人，问她是否愿意去韩国，金美熙摇摇头，掏出了自己在中国辛勤劳动三年所攒下的一千多元钱，说：“我想见见我的儿子。”
但一千多元远远不够，教会最终为她募捐到了一万五千元人民币的“经费”，她被带到了丹东，“中间人”向她保证，将把她的儿子从朝鲜内陆带到新义州，并以 “探亲”的身份到丹东和她团聚一个月。她扳着指头计算，“在新义州，一份可以前往中国探亲的护照大概要花3000元，剩下12000元，应该够在朝鲜国内 买通哨卡的士兵了。”——朝鲜国民在自己的国家并不能自由流动，州与州之间，道与道之间都有哨卡盘查来往行人。
10几天以后，中间人带着一个手机来找她，告诉她说，“给你儿子打电话吧。”在新义州，中国的手机即使在朝鲜一侧也有信号，中间人通过某种方式将手机偷运 进了朝鲜，并交到了被带到边境附近的儿子手中。金美熙拿起电话就开始呼喊自己儿子的名字，而那头则不停的呼喊着“妈妈！妈妈！”，喊了几声名字以后，金美 熙昏死了过去。
第二次通话，金美熙依然非常激动，还是只会喊儿子的名字，她每喊一声，电话里她的儿子就回喊一声妈妈。他们喊了1个多小时，直到手机没电，当时在场的牧师 在回忆这一场景时，金美熙低着头，偷偷地抹着眼泪。而她刚才在讲述自己在朝鲜和中国所经受的苦难时，依然是微笑着的。
第三次拨通电话，金美熙终于能镇定下来，询问一些家中的情况，她儿子告诉她，家人和“组织”都以为她已经死了，所以并没有受到迫害，她的孙子已经长大成 人，正在朝鲜人民军中服役，而孙女则在国营农场上班。“他告诉我，他不能过来，因为村里面都知道他这次出来，但并不知道他是来见我，一旦人们起了怀疑，在 军队中的孙子会被公开枪毙，而孙女也会失去自己的工作……”
几天以后，她的儿子离开了新义州，母子分别10年，还是未能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