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中南海安定，能符合毛泽东的想法吗？他的想法是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
毛泽东的态度急转直下。
毛泽东在南方巡视了近8个月后，于1966年7月18日回到北京。
当天，他就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并看了“中央文革小组”报送的一些材料，对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形势非常不满，但还没有在派驻工作组问题上表态。
但是，刘少奇去汇报工作时却吃了个闭门羹。
这难道不是毛泽东的一种态度吗？
7月19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陈伯达提出撤销工作组，“工作组不会比学生高明，工作组都自称是党中央、毛主席派去的。有的工作组整学生。”
邓小平当即反驳说：“对工作组要正确估计。我们对这样的运动没有经验，他们也没有经验。坏的工作组可以先撤，好的工作组可以保留，代理党委工作。”
刘少奇说：“工作组有好的，有坏的，他们在第一线，有他们的辛苦，要求不能过高。现在是如何帮助他们、教育他们、总结工作经验。学生中间认识不一致，行动不一致，可以再辩论一个时候，取得经验再向黑帮进攻。”
22日，刘少奇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指出：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还是教育帮助，改正错误。赶工作组，有的不应该赶。
陈伯达、江青等人所主张的撤销工作组的意见在这次会议上受到大多数中央领导人的抵制。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5日的一次小组会上，江青谈到这一情况时说：
22号晚上胡克实同志汇报说：“已经走上正规了。”这次汇报会雪峰同志参加了。我们的组长、顾问没有发言权，讲一句话就被打断。这次汇报会共用了5个多小时，薄一波、陶鲁笳却讲了3个多小时，他们的锋芒完全针对学生的。他们有充分的发言权。
但是，正如林彪说的“背靠大树好乘凉”，“中央文革小组”的“大树”就是毛泽东。
7月24日、25日，他同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严厉批评了工作组：有这么一段，运动冷冷清清，就是6月20号左右以后，有许多地方冷冷清清；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都要把它撤出来。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必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工作组捣了很多乱，要他干什么？
对此，刘少奇没有表示什么不同的意见。他服从了毛泽东的决定。
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27日，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28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下达《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同时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
29日，人民大会堂，人头攒动，来自北京市的万余名师生正在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雪峰等人的讲话。大会宣布了中央的决定：撤销工作组。
刘少奇的心情同其他领导人一样，都有一种“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感觉。
形势发展了，自己却落后了。
这就是“很不理解”。
刘少奇对派驻工作组问题代表中央承担了责任，并宣布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同时向同学们表达了自己的迷惑不解的心情：
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主要是靠你们各个学校广大的师生员工在革命的实践中间来学会革命。
我现在要讲一句老实话，包括我在内，我们现在只能向你们学习，只能听取你们的意见，不能提出什么意见来帮助你们，我们不了解情况。
整个会场鸦雀无声。人们都在静静地倾听着共和国主席、党中央副主席那茫然无措的话语：
怎样革命，现在只能讲一句话，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广大的群众，依靠革命的同学、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团结广大的群众，放手发动他们进行革命。更具体的方法你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现在，北京各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有两个多月，你们知道的比我们多，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你们现在有饭吃，吃饱了又不上课，党中央决定半年不上课。半年不上课干什么？干革命，专门干革命。在这半年中间你们可能取得很大的进步。我们也可以跟着你们学习一些。
刘少奇不得不对撤销工作组一事提出赞成的意见：
过去曾经派工作组，刚才雪峰同志、小平同志、恩来同志都讲了，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现在发现，工作组这个方式不适合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工作队员过去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是在你们学校里面做的，他们犯了错误或者做了好事，是在你们学校里面做的，成千上万的人看到了，你们都清楚。
对运动的后果，刘少奇此时不可能预见到。但是，他还是以商量的口吻，向同学们提出了一个建议：
根据最近运动中的经验，我只是提一点建议。就是你们在运动中间要保护少数，保护那些意见不同而占少数的人……你今天是多数，经过辩论之后，明天可能变成少数。你在这个问题上是多数，在另外的问题上你又是少数。不只是错误的意见是少数，有的时候正确的意见也可能是少数。我自己有这个亲身经验，有些意见我提得并不错，讲得并不错，结果是少数。毛主席在过去一段时期内，也有过这种情形。所以，保护少数这个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不然，运动不能很正常的开展……
刘少奇等人在讲话时，毛泽东在后台。
刘少奇讲话结束后，毛泽东从后台出来，接见了全体师生代表。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响彻全场的口号声顿时直冲霄汉，掌声雷动。
虽然工作组撤了，但是，毛泽东认为前一阶段的运动由于受到工作组的阻挠而走了一段弯路，出现了“冷冷清清”，势必还要再来一次大的发动。
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在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74人、候补中央委员67人，各省市区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列席会议的人中，有一部分是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为代表的师生。这可是历次党的中央全会所没有的情况。
由于这次全会是仓促召开的，直到7月27日才发出通知，刘少奇就根本没有时间来准备报告。因此，只能作一个口头报告，并由周恩来等人插话补充。
毛泽东在开幕会上说：“这次八届十一中全会，今天以前算作小组预备会议，从今天起正式开会。大概是1号、2号、3号、4号、5号，开5天。今天开一次大会，全体到，中间开3天小组会，最后开一天大会，就行了。”
实际上，会议一直持续了12天。
在邓小平宣布大会议程后，刘少奇在会上向全会报告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在国内国际工作中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重大举措，同时向全会报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工作，并在工作组问题上承担了责任：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的情况，一星期向主席汇报一次。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工作组问题上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陈伯达同志早就提了不派工作组或者撤出工作组，提了三次。……第一次提出来没有多讨论。第二次陈伯达书面提出两条。讨论时，多数同志还是要工作组，我也发言要工作组，认为工作组有方便之处，要去就去，要撤就撤。
说到这里，毛泽东插进来，厉声说：“当时只有去的问题。”
刘少奇不得不解释：“那个时候已经是撤的问题。我说这个比较简单，要撤，下一个命令就撤了。”
毛泽东厉言反驳：“陈伯达撤了，你们就没撤。”
刘少奇不得不再次解释：“当时我曾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
“怎么会中断呢？”毛泽东又说。
刘少奇继续说：“当时我想，是不是下这个决心撤，还是先看一看。第三次，伯达同志又提出这个问题，又讨论了一次，多数同志还是不主张撤。我仍是以前的观点。我认为这一方法较机动，没有下决心撤，要看一看；同时，主席快回来了，回来再请示决定。主席回来的第二天，又开了个会，感到是个问题。这个时候主席回来了，我们就请示。主席就下了决心，撤销工作组。主席头一天就跟有些同志说了。陶铸同志、李雪峰同志也到我那个地方谈了。”
毛泽东疾言厉色，再次打断刘少奇的讲话：
工作组，不到10%是好的，90%以上的工作组是完全错误的。工作组不管怎么样是做了坏事，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个坏作用。一般说，就是90%以上的工作组干尽了坏事。
派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实际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会议一直持续了两个小时。
气氛也一直紧张了两个小时。
第二天，鉴于有些中央负责人还没有讲话，就又安排了一次大会。周恩来、陈毅、李雪峰等讲话，都对工作组问题作了检讨。
周恩来说：“对于工作组问题，我认为常委特别是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对派遣工作组负责任。”“一直到主席回来，我们汇报的时候，还主张工作组不撤，这就是更大的错误。”
当天晚上，为了取得对运动的感性认识，刘少奇决定到建工学院。
傍晚5点钟左右，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正在家里，突然刘少奇的秘书打来电话：“要李雪峰同志马上准备，少奇同志要他一起去建工学院。”
李雪峰还未来得及回答，电话就挂断了。等李雪峰打通电话，那边说：“少奇同志坐车子已经走了，到你那里去接你。”
李雪峰非常诧异：只有他去见刘少奇的规矩，没有中央领导人到他这里来接他的道理。
在国家建委主任谷牧、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的陪同下，刘少奇到了建工学院。事前，刘少奇要“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参加，他们派来了戚本禹。
刘少奇在北京建工学院出席了两派学生的“辩论会”，最后讲了话：
看来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组负责，我们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责任。派工作组是党中央同意的，市委跟上来了。因此看来，主要精神不派好些，派工作组不对。工作组在你们学校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你们清楚，我们还不清楚。有党中央、新市委的责任，谁的就谁负责。
这个会不要叫辩论会，叫讨论会好不好？有不同意见讨论嘛！有错误改正错的，对的坚持，错了改正，团结起来。如果我能够帮助大家做些团结工作，我就很高兴了。
刘少奇临走前，提出第二天还要来听意见，听两方面同学代表的意见。
3日，刘少奇再次来到建工学院，把“八一团”、“革命团”两个群众组织的头头找来，又找来两派的普通同学，听取他们的意见，向他们耐心做工作，希望他们两派学生不要对立，而要团结起来，共同把运动搞好。
但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气氛却是越来越紧张。
毛泽东的态度也越来越鲜明，语气也越来越严厉。
4日，刘少奇参加了全会中南组讨论。
对前一段的工作，刘少奇主动承担了责任，同时也流露出一种无奈的心情。
他说：
主席不在家的一段，由我主持工作，绝不逃避责任。中心问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群众运动。中央常委的同志，书记处的同志，也包括北京市委的同志，运动轰轰烈烈一起来，我们就同意和批准派工作组去。这次“文化大革命”，群众起来要民主，主席又这样大力支持，把我们夹在中间，这也是上挤下压，看你是否支持群众。革人家的命可以，革我们的命可不可以？这是个大问题。要下决心，革我们自己的命，无非是下台。我们这些人可以下台，你下决心让它革，反而可以不下台，你不让人家革，就非让你下台不可。
刘少奇没有想到，这次全会后，他真的下台了。
但他已经有了这种思想准备。
4日下午，本来通知说是要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全体会议。当代表们到达会场后，突然接到通知：下午不开全体会议了，改为小组讨论。
与此同时，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再次尖锐批评工作组问题，并对前一段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提出严厉批评，同时也含沙射影地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
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运动，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点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6月20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格处理。
毛泽东越说越气愤，眼看着又要牵连到别的人和单位。
刘少奇主动出来承担责任说：“这段时间，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打断他：“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刘少奇再次对派驻工作组承担责任，并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
当叶剑英汇报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有什么牛鬼蛇神。
毛泽东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整个会场顿时凝固了。
隔了一晚，就来了一个晴空霹雳。
平地一声惊雷起。
8月5日，毛泽东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写了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接对准了前一段时间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刘少奇对此并不知情。这天，他会见了赞比亚工商部长钦巴率领的赞比亚友好代表团全体成员。
这是刘少奇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回到家里，周恩来打来电话：最近一段时间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
6日，毛泽东让秘书打电话给正在大连休养的林彪回北京参加全会。当晚，林彪乘专机回京，直接进入人民大会堂出席会议。
7日，全会向与会人员印发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连续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批评，与会者一下子就明白了，毛泽东写这张大字报不是无所指的，而是直接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立即转了向，刘少奇、邓小平开始受到批判。
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使“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动合法化。这是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正式的系统的文件，把“文化大革命”全面推向全国、推向深入。
对这一决定，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是“模模糊糊”，“实际上是反对的。”
接着，会议就转入了对毛泽东的“大字报”的讨论，连带着，是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大批判。
刘少奇在会上频频作检讨，承担责任。他在一份发言提纲中这样写道：
主席不在北京时，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主要由我负责。我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我都负责，绝不推脱。其他同志所犯错误，我也有责任。
分组讨论的一天，刘少奇听取大家的批评意见。中共中央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在休息时，当着众人的面对刘少奇说：“少奇同志，有时间我要向您汇报女工工作。”
刘少奇明白这位老大姐的意思：她是信任和尊重刘少奇的。
刘少奇平静地说：“错误与同志们无关，我一个人负责，请大家放心。”
8月11日、12日，林彪的妻子叶群两次找人，指使他写了诬陷刘少奇的材料。14日，林彪把这份材料通过江青转送给毛泽东。
这表明，不仅仅是毛泽东对刘少奇批评，来自党内的冷枪暗箭，也开始纷纷射向刘少奇。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突然提出要改组中央领导机构。
这是原定的议程中没有的。与会人员没有什么准备。
12日，全会进行表决，补选政治局委员6人，政治局候补委员3人，重新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原为七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这次增加为11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中国人是很重视座次排列的。排位名次的先后，决定了一个人在政治地位上的升降。
刘少奇从第二位、接班人一下子降至第八位；而林彪则由第六位直线上升至第二位，显然是接班人位置。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但其后就只称林彪为副主席，其他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4人的中央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林彪就成为了毛泽东当然的接班人。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再次承担责任，“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主要由我负责”，“我当遵守党起码的纪律，不搞两面派，不搞地下活动。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并请求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的职务。
实际上，刘少奇不请辞，他也不会在一系列决策性问题上有什么发言权了：由于这次会议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之后就根本不可能再参与中央的日常工作了。
此时，已是狂风乍起，山雨欲来风满楼。
刘少奇只有在痛苦中反思的权利，只有检讨和被批判的权利了。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国形势更加恶化，一片大乱。尤其是毛泽东六次接见“红卫兵”之后，“红卫兵造反派”的大规模活动愈演愈烈，席卷全国。
8月18日，天安门广场成了红色的海洋：红旗飞舞，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挥舞着红宝书，口号声此起彼伏：“毛主席万岁！万万岁！”高音喇叭里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
毛泽东走上天安门城楼，顿时一片欢腾……
这是刘少奇降职后第一次上天安门。休息时，他默默地坐在一把藤椅上，默默地点燃了一根烟，默默地吸着。
当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走过来时，刘少奇同他攀谈：“我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它的意义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重大。”
伍修权无话可说，无奈地笑了笑，走了开去。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集中精力对自己这一段时间的工作进行反思，写检查。
9月中旬，刘少奇写出《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提纲(草案)》，努力按照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口径，检查自己在工作组问题上所犯的所谓“路线错误、方向错误”：
在今年6月1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
在今年7月18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上作出了一些错误决定，批准或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有少数工作组实在不能维持下去了，把工作组撤离之后，接着又派了新的工作组去。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既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
刘少奇在检讨中还对历史上一系列的“错误”进行了检讨，尤其是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内容，对自己的错误“加码”。
检讨写完后，刘少奇将检讨稿报毛泽东审阅。
14日，毛泽东复信刘少奇：
少奇同志：
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
刘少奇马上给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写信说：
我的检讨提纲，毛主席已经看过，并批了一段话，退还给我。现送上，请你看看。我赞成毛主席的意见，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并请他们提出意见，退还给我，然后再酌加修改，再做报告。关于印发事，请你批办，请各同志在几天内提出意见告我，给我以帮助。主席的批语也印发。如何？请你酌情安排。
9月19日，周恩来将刘少奇的检讨和毛泽东的批语印发有关人员征求意见。
10月23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承担了主要责任。林彪、陈伯达、康生在会议上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了“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
毛泽东并没有这么看。他在24日、25日的会议上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但是，毛泽东的这一表态已经于事无补。
此后，刘少奇并不是每次会议都要出席，直至没有给他任何通知，他也就不可能参加任何会议。
除了作检讨外，刘少奇逐渐远离了决策层，但并没有远离“文化大革命”的漩涡。
12月6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如何开展工交战线的“文化大革命”问题。刘少奇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林彪在会议上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了恶毒的污蔑和攻击：“刘、邓不仅是50天的问题，而是10年、20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
这是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第一次上升为历史问题。
他们的历史开始被污蔑，被不知情的人们怀疑。
针对刘少奇的“革命活动”也很快逐步升级。1966年12月，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受张春桥授意首先公开发动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大行动”，公开贴标语，撒传单：“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彻底打垮刘邓资反路线的猖狂反扑”等等。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鼓动下，北京各学校也纷纷打出“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打倒刘、邓”的大字报。
12月18日，公安部长谢富治召集公安部等部门的人开会宣布：“中央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审查王光美，名称暂叫中央办公厅丙组。”交代了工作任务、方法、领导关系等。就这样，没有任何的法律手续，没有任何的中央正式文件，针对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专案组成立！该专案组前后共有几批，始称“中央办公厅丙组”，后更名为“504组”，人员变动很大。在江青、谢富治的直接领导和指使下，专案组采取种种卑劣的手段炮制假材料、搜集诬证、假证，以诬蔑、攻击刘少奇的历史为最主要、最重要的内容。
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在刘少奇住处院墙上张贴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标语。3日晚，在戚本禹指使下，造反派第一次直接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6日，清华大学造反派设下刘少奇女儿平平遭车祸的圈套欺骗王光美到清华大学，并把她扣押。12日，戚本禹指使中南海造反派“红色造反团”第二次批斗刘少奇、王光美，刘少奇在这种逆境中，所想的仍然是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他对人民有着深切的感情。
在一次批斗会前，刘少奇跟子女们说：“将来我死了，骨灰交给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入大海里，我生是一个无产者，死了也是一个无产者。你们记住，这是我给你们的遗嘱。”
刘少奇鼓励子女们说：“你们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经受住委屈，在实际劳动中接受锻炼，人民对我不理解，对你们也可能有些过火的行动，你们一定要理解人民。中国的人民是最好的人民，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在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下，一定要挺住，一定不要与群众有对抗情绪。”
刘少奇默默地看着家人，想到因自己而受牵连，不禁有些激动：“我多次跟你们说过，对我而言，人民的信任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们，还要说一句，人民的误解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痛苦。”
就这样，刘少奇向家人交代了身后事，平静地接受着“人民的误解”的“最大的痛苦”。
随着报章连篇累牍地攻击刘少奇、丑化刘少奇的文章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刘少奇受到的攻击更加变本加厉。4月1日，各大报纸刊登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散布刘少奇赞扬《清宫秘史》的谎言，极尽诬蔑之能事，用八个为什么肆意攻击刘少奇说：“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批斗进一步升级。1967年7月18日，刘少奇、王光美接到消息当晚要开大会批斗他们。刘少奇深知与家人过正常生活的时日无多，默默地望了王光美许久，静静地说：“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
晚上，刘少奇、王光美被拉去批斗，此后被分别看管。8月5日，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庆祝《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与此同时，中南海内组织了对刘少奇夫妇、邓小平夫妇、陶铸等的批斗。
疯狂的人群拥挤着，人们挥舞着“红宝书”，“打倒”声此起彼伏。刘少奇已是68岁的高龄，暴徒们扭着刘少奇的双臂，坐“喷气式”，揪着刘少奇斑白的头发，逼他喊打倒其他老干部的口号。刘少奇紧闭双唇，就是不喊。造反派立即施以拳打脚踢，厉声质问：“你为什么不喊口号？”
刘少奇顽强地昂起被按住的头，坚定地回答：“我负主要 责任，要打倒，就打倒我一个人。”
刘少奇的鞋子被踩掉了，只穿着袜子，豆大的汗珠不断地滚落，饱经风霜的脸庞因内心的愤怒而抽搐着、扭动着。被强行拉来陪斗的孩子们看到自己的父母遭受折磨，鼻青脸肿，坐在家门口的小小看到父母亲挨打，非常害怕，“哇”地号啕大哭。源源见状忙挣脱人群去照顾小小，被造反派拦住，“你要干什么？”源源怒目圆睁，强抑悲愤，“你没看到一个小孩子被吓哭了吗？”
刘少奇和王光美被殴打着，被拥挤着，渐渐近了。突然王光美挣脱了扭住自己的造反派，扑上去抓住刘少奇的双手。刘少奇也紧紧握住王光美的双手，不顾造反派的拳打脚踢，相互凝视着，因为他们知道，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了，能够互相看到对方，传递心声的日子越来越少了。造反派凶神恶煞般掰开了他们紧紧握在一起的双手，王光美又奋力挣脱，拉住刘少奇的衣角，死死不放，哪怕是多一会儿也好啊！这是生离死别啊！
1967年3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把有关刘少奇“历史问题”材料转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并指定康生分管。这样，“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正式成立，开始制造中共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此时，刘少奇已经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利，甚至给毛泽东的申诉信也给扣押，多次提出辞职无人理会。刘少奇问题的处理大权完全被林彪、江青、康生掌握。1968年2月26日，谢富治在专案组报告上批示说：“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江青同志。”
9月13日，王光美被正式逮捕，11月转押秦城监狱。刘少奇的子女也被赶出家门，或到校接受批判，或流浪街头。刘少奇独自一人被关押在福禄居前院，并不知道他的家人已经不在福禄居了。
随着专案组进一步的所谓“调查”、“取证”，有关刘少奇的假材料拼凑了三大本。江青指定张春桥、姚文元起草一个要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通过的审查报告。
1968年10月17日，江青一伙蓄意炮制的所谓《审查报告》定稿，集谣言诬蔑、恶毒攻击、虚假蒙蔽之大成，准备提交八届十二中全会。
10月13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的一次最不正常的会议：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被诬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的就占总数的52%。第八届中央委员97人中，除去十一届全会以来去世的10人，仅有40人参加这次会议，还不过半数。开会时从候补中央委员中有选择地补了10人为中央委员，才勉强过半数。允许出席会议的候补中央委员只有9人。而被扩大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大军区、中直机关的人员等即达74人，占会议总人数的57%多。
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从而酿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但就在这种氛围中，中央委员陈少敏拒不同意所谓的《审查报告》，在表决时拒不举手。
但是，早就被单独关押的刘少奇根本不知道强加给他的这一系列莫须有的所谓“罪名”，更不知道他已经被“永远开除出党”。为党奋斗了终生、为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奋斗了终生的刘少奇，自始至终都没有动摇过对党、对人民的一片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
刘少奇以沉默反抗对他的种种诬蔑和恶毒攻击。在心力交瘁之下，刘少奇，这位已经70岁高龄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自1968年初开始，刘少奇陆续发生肺炎、糖尿病、高血压、植物神经紊乱等多种疾病。4月上旬，刘少奇出现神志不清、表情呆滞、动作反常、站立不稳、小步态等症状。7月上旬，刘少奇开始在慢性支气管炎基础上发生支气管肺炎。7月11日至14日病情转重，经抢救脱险，但以后又多次发作，到10月共发生较大反复5次。10月9日后，刘少奇已经完全不能进食，只能靠鼻饲维持生命。10月14日，刘少奇的《病情报告》记录说：心脏有冠状动脉疾病，脑血管有硬化及脑软化，加上糖尿病，病情极有可能突然恶化，今后如再发生反复，即可能无法救治。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召开，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确定下来，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合法化。而且，九大选举的中央领导机构使林彪、江青一伙攫取了更大的权力，林彪被选为中央副主席。
刘少奇继续被单独看管，对这些一无所知。7月5日，刘少奇支气管炎发作，发烧，咳嗽，呼吸加快，两肺湿■音明显增多，心率加快。此时的《病情报告》说：“因他年龄较大，久病长期卧床，消瘦，抵抗力极差，容易发生休克、心力衰竭、糖尿病酸中毒等并发症，故预后不良，可能随时发生死亡。”
10月17日晚，身患重病不能活动的刘少奇，被用担架抬上飞机，送到河南省开封市，秘密监禁在开封市革命委员会院内“同和裕银号”旧址的小屋内。由于长途转运，加之长期以来医疗条件跟不上，到开封后医疗条件更差，林彪、江青一伙又拒绝调拨必需药物，刘少奇病情进一步加重并迅速恶化。10月24日、31日、11月10日，三次病危。
1969年11月12日凌晨6时45分，在到达开封后的第27天，刘少奇在河南省开封市含冤逝世。没有家人在身边：王光美被监禁，子女不知所往；家人也不知道刘少奇身在何处，情况如何。就这样，一代伟人默默地冤逝。
刘少奇逝世后，遗体当夜即被火化，骨灰被秘密存放在开封。在火葬申请单上，从北京赶来的专案组人员冒用了“刘源”的名字，死者姓名则是外界很少有人知道的刘少奇少年时用过的名字“刘卫黄”。
刘少奇在痛苦中彷徨，在痛苦中挣扎，在痛苦中走向了“凤凰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