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天安门广场，1976年4月5日
中国的清明节(每年的扫墓日)是每年祭奠亡灵的日子。离1976年4月5日清明节还有好几周的时候，“四人帮”就预感到有人会利用这个时机上街游行悼念周恩来。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在北京，不仅干部和学生，很多一般群众也对1月份没有为周恩来举办适当的悼念活动感到气愤，他们的确打算在清明节表达对周恩来的崇敬。
清明之前的3月25日，“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批判邓小平及其“后台”，称还有另一个“走资派”。人人都明白这是指周恩来。在这件事上，“四人帮”理解民情的能力极差，因为这篇试图抹黑周恩来的文章引起了反弹。当年当过红卫兵的人愤怒了，把他们过去在批判江青的对手时学到的本领反过来用在了江青身上。在上海，一大群人立刻包围了报社，要求做出解释。
在距上海3小时火车车程的南京大学，很快就出现了抨击《文汇报》文章的大字报，示威也从大学蔓延到南京主要街道。人们抬着花圈从南京市中心的街道向雨花台进发，将花圈摆放在陵园内；这里是为纪念被国民党杀害的10万共产党人而建立的墓地。后来“四人帮”让自己的人取走花圈，并阻止了进一步的示威。他们不让官方媒体报道南京示威的消息，却无法阻挡消息从非官方的渠道传播到其他城市。
3月26日，南京爆发示威活动的次日，邓小平被叫到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批判为名声扫地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头子，并被谴责要抢班夺权、另立中央、最终复辟资本主义。实际上邓小平还受到警告说，4月5日如果发生任何示威，他也要对其负责。
仅仅4天之后，3月30日，悼念周恩来的第一批花圈开始出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人们张贴悼念周恩来的诗文；歌颂周恩来、抨击“四人帮”的演说开始吸引人群。另一些大字报表示支持邓小平，还有人拉出一串小瓶子，因为汉语中的“小瓶”与“小平”谐音。
北京的中共领导层试图阻止民情的进一步宣泄，宣布各单位可以在自己单位内开展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但要维护天安门广场的秩序。他们派出巡逻警察阻止任何示威活动。北京市的官员估计，4月3日星期六那一天，大约有100万人去过广场，当天广场上的人数最多时达到10万，并一直维持在数万人以上。北京市的领导发出紧急通知说，“不要去天安门送花圈……送花圈是旧习俗”。但是消息不胫而走，4月4日星期日那天，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估计超过了200万人)。人们向周恩来表达敬意，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
为避免让江青抓住更多的把柄攻击自己，邓小平禁止家人去天安门广场。广场上的诗文、大字报、小白花、花圈越来越多。人们聚集在演讲者周围，听他们冒着被捕的危险表达对周恩来的爱戴；演讲者们表示，不惜牺牲生命也要反对阴谋篡权的“四人帮”。广场上的人来自各行各业，有干部、学生、工人和农民。几个最大胆的演讲者遭到逮捕。亲自观察过现场的英国大使馆官员罗杰·加塞德(Roger Garside)说：
这次人民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比我见过的任何国家葬礼都要感人。这种政治示威与我在中国见过的任何事情大相径庭。……大批人群的行动是发自于信念……表达着多年来暗流涌动的思想感情。这是……对周恩来去世后所受待遇的愤怒，是对中国未来的忧虑，是对那些肯定会惩罚示威者的人的蔑视。
4月4日下午，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研究如何应对广场的事态。同情示威的政治局委员叶帅和李先念告病缺席，邓小平也没有到会。华国锋主持了会议，并且有毛远新到场。北京市委书记兼革委会(它全面负责北京的治安)主任吴德在会上说，广场上的2073个花圈分别来自1400多个单位。一个地方的花圈堆了6米多宽。吴德还报告说，有些示威者早就在策划这些活动，而且受到邓小平的影响。江青想要让示威停下来，她宣布，清明节已经结束，要在黎明前把花圈清理出广场，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华国锋指示吴德想办法落实江青的要求。
4月5日星期一的黎明前，北京市派出大约200辆卡车来到天安门广场，工人们把花圈扔到车上拉走了。天亮之后人群又涌入广场，人数超过10万。当他们明白了发生的事情后，群情激奋，开始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无畏的人群冲击人民大会堂，点燃汽车，砸毁自行车，追打一位外国摄影记者，还攻击了一座驻有民兵的小楼。
当天下午政治局再次开会。已多日不参加政治局会议的邓小平被叫到会上接受批判。张春桥首先攻击邓小平说，他和纳吉(Imre Nagy，1956年匈牙利暴动的主使者)一样。毛远新接着传达了毛泽东批评邓小平的书面和口头指示，邓小平一直保持沉默。王洪文向政治局传达了毛泽东要调动10万民兵平息示威的命令。但是负责民兵工作的倪志福说，顶多可以调动3万民兵，吴德也补充说，这么多民兵对付不了广场上的大批抗议群众。
接下来，张春桥说，吴德应当向示威人群发表广播讲话。于是吴德写了一个简短的广播稿，把它交给华国锋等政治局成员过目，他们同意了讲话的内容。广播稿不提抗议的原因，而是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让他们警惕广场上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正是这些人在把悼念活动转变成一场攻击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政治运动。它还提到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不是团结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周围，而是大刮右倾翻案风。广播员说，由于反革命分子正在利用这一事件，革命群众应当立刻离开广场。
4月5日下午6点30分，吴德的录音讲话在广场上播出。在《人民日报》次日刊登的这篇讲话中，加上了没有出现在广播中的邓小平的名字，特别指出他就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根据政治局批准的计划，民兵要在晚上8点出动，但当时在场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认为，广场上的示威者仍然太多。他对一直与他保持电话联系的华国锋和陈锡联解释说，民兵此时清场为时尚早。晚10点半广场上打开了探照灯，再次广播了吴德的录音讲话，要求抗议者离开广场。最后，夜里11点吴忠打电话报告吴德，还留在广场上的示威者大约只有1000人了，吴德下令出动民兵。当时逮捕了38人(按后来追查，又陆续拘捕了260余人，先后共拘押388人)。虽然警察没有使用枪械，但他们确实使用了棍棒，有数十人受伤，清场之后街上留下一些血迹，但没有关于死亡的报道。
几小时以后，4月6日的黎明之前，部分政治局成员开会评估这一事件。他们断定示威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因此已经构成一场反政府的阴谋。当天下午，毛远新与毛泽东会面，一起讨论了事件的性质，毛主席同意宣布这是一场阴谋。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本人认为邓小平是组织示威的幕后黑手(如公开宣布的那样)，但他确实认为，假如邓小平继续掌权，将会把党带上一条错误的道路。当天晚上，江青也与毛泽东见面，再次要求把邓小平开除出党，但毛泽东仍然没有同意。
1976年4月
4月7日上午，当毛远新再次向毛泽东报告最新事态时，毛给了他一份书面批示，对如何进行稍后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做出了指示。在政治局开会时，毛远新出示了毛泽东写的纸条，上面写着：“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简言之，运动变成了反革命运动，矛盾也不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更加严重，成了党与企图推翻党的敌人之间的矛盾。毛远新还向政治局传达了毛主席的两条建议：第一，代总理华国锋担任总理和党的第一副主席；第二，当时仍未被正式撤销党政军职务的邓小平，要免去其全部职务。然而，即便在这时，毛泽东对待邓小平仍是有节制的，还指示说，对邓小平要“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毛的指示传达后，政治局会议上一片沉寂，随后便批准了毛的建议。只要毛泽东一张口，结果从来不会有意外。
毛泽东把邓小平彻底赶下了台。但是当汪东兴最先向毛泽东透露江青有可能动员群众批邓时，毛指示汪东兴把邓小平转移到一个离他的子女不太远的安全地方，地址要向“四人帮”保密。
毛泽东把权力全部交给华国锋，免去了邓小平的一切正式职务，这就为华国锋领导国家扫清了道路。在毛泽东看来，华国锋担任代总理的几个月里没有犯过大错，况且他也没有更好的人选能既忠实于他的威望，又能与激进派和老干部搞好关系。华国锋在镇压“四五”示威时也行动有力。
一些了解内情的北京干部相信，直到4月5日之前，毛泽东一直保留着让邓小平和华国锋共同承担领导责任的可能。但是4月5日群众表现出的对邓小平的拥护程度，使这件事变得根本不可能了：华国锋将被邓小平压倒。毛泽东允许邓小平保留党籍，给他留下了重新报效国家的可能，只是现在还为时尚早。这一天晚8点，发布了华国锋被任命为党的第一副主席和政府总理的公告。
全国各大城市党的上层负责人纷纷召开表态大会，向华国锋表示效忠。各个单位和大学也召开了同样的表态大会。例如北京大学的全体学生就接到通知收听4月7日晚8点的重要广播；到了指定时间，校内的广播喇叭宣读了庆贺新上任的第一副主席和总理华国锋的公告，然后宣布召开由各系代表参加的全校大会。代表们在会上声讨邓小平，支持华国锋。不过，有些人注意到，发言者一本正经地念稿子，却几乎没有表现出4月5日天安门广场的抗议者那样的热情。
虽然华国锋很少能见到毛泽东，但是在4月30日新西兰总理马尔登(Muldoon)访华期间他与毛泽东见面时，毛拿出一张纸，在上面潦草地涂了几句话交给华国锋：“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当时没有把毛泽东这条最后的指示公之于众，但纸条的真实性和毛泽东的意图无人质疑。毛选定了华国锋做他的接班人。毛的判断是，华国锋会一直忠实于他和他的路线。他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但是他希望华国锋能够团结激进派和老干部的想法却未能如愿。毛去世之后没过几天，华国锋就断定自己不可能跟江青及其激进派同伙共事。毛泽东还希望华国锋在叶帅和李先念等老干部的支持下，能够形成一个长期稳定的领导班子，这个愿望也未能变成现实。
1976年4月8日，邓小平被撤销一切职务的次日，邓请汪东兴把他的一封信转交毛泽东。邓小平在信中明确表示自己仍会遵守党纪。他写道：“(我)完全拥护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决定。”他知道江青想把他开除出党，又说，“我对于主席和中央能够允许我留在党内”，“表示衷心的感激”。
但是，邓小平不被准许参加党内讨论或公开会议，也不能参加红军司令朱德(7月6日去世)和毛泽东(9月9日去世)的追悼会。在毛泽东逝世当晚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再次试图把邓小平开除出党，但不仅遭到叶帅的反对，也被恪守毛泽东命令的华国锋拒绝。
被批判和孤立的压力即使对邓小平这么刚强的人来说也是一种重负，何况很多人没他那么经折腾。4月5日之后，批判周荣鑫的会议愈演愈烈，连负责清理天安门广场的吴德也承认，是“四人帮”和迟群“把他斗死了”。
毛泽东不仅保护邓小平，允许他留在党内，还为他提供了一些特殊的关照。例如，邓小平在6月10日让汪东兴把他的一封信转交华国锋和毛泽东，他说自己的妻子为了治疗眼疾住进医院，最好能有一位家人在医院看护她。毛泽东批准了他的请求。邓小平在6月30日也接到通知，他可以从东交民巷的临时住处搬回宽街的老住所。即使在弥留之际，毛泽东也没有完全放弃邓小平。邓小平一家人搬回原来的家9天以后，北京100多公里外的唐山发生大地震，官方统计有24.2万人死亡。北京也有强烈震感，估计有三分之一的建筑结构受损。如同帝制时代一样，有人认为这场灾难是上天对统治者不满的征兆。邓小平一家人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在院子里搭了一个帐篷，一直住到他们不再担心房子倒塌。邓小平一家人搬回原来的家之后，从1976年4月5日直到1977年初恢复工作，他在宽街的生活就像在江西的三年一样，又变成了以家人为中心，并只能从报纸和电台上了解新闻。
华国锋被选为总理和第一副主席意味着他在政治上的排名第一次超过了“四人帮”。华国锋想跟“四人帮”搞好关系，可是他们却要唱自己的戏。大体而言，他们是激进的宣传家，华国锋则是解决问题的实干家。此外，华国锋的晋升也使“四人帮”有理由把他视为劲敌。
华国锋从一个谦逊的中层干部到突然身负大任，在把握紧张的政治气氛上格外小心。很多老干部支持他，是因为至少在短期内他们找不到另外一个能维护国家团结的人，还因为华走的是温和路线，更因为华主动和他们合作。
直到4月7日以前，毛泽东仍然大权在握，仍有精力操纵上层政治，但是他也知道，人们都觉得他最多活不过一年。他已经看到耗子们正在弃沉船而去。2月23日他会见尼克松总统时，提到了自己念念不忘的“六厂两校”，他说，“我也只能管得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
高层干部因为他早年取得的成就仍然尊重他，但是他们也在考虑还要在多大程度上服从他。他已经不再能把自己的威名变为实权，像1958年或1966年至1967年那样动员全国了。
毛泽东选定了华国锋，并在4月7日进一步明确地把统治权交给他，但无论在这之前还是之后，两人之间都很少直接来往。在这之前，即使卧病在床，毛仍然积极部署批邓运动，挑选未来的领导核心。而4月7日之后，尤其是5月11日第一次心脏病发作之后，他就既无心也无力积极指导华国锋了。与此相反，江青依然精力充沛，猛批邓小平和其他老干部。她尽力巩固自己的关系网，重点首先放在党和军队的宣传部门上，并且恫吓那些畏惧在毛死后由她掌权、不敢得罪她的人。
身为毛泽东联络员的毛远新，在部署批邓和提拔华国锋上扮演着核心角色，但是4月5日之后，随着毛泽东不再积极问政，毛远新的角色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尽管华国锋在4月7日担任了更高的职务，但并没有获得对军队的控制权，这使他不能像邓小平那样行使权力。华国锋指导行动的治国方针并没有远离邓小平的做法，即以务实的方式推动四个现代化。上面的决策仍然悬而未决，下面的官僚系统则每天继续运行着，同时不安地等待着毛泽东之后新的权力格局的出现。